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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林文秉

被浏览了 2315 次, 发表日期: 2010-03-25 10:21:00

♦  林云亮

(一)

      2009年,在全国人民欢庆祖国母亲60大庆之时,也是我敬爱的父亲、老师、朋友——林文秉教授离开我们40周年。
      记得在他离世的前一天(也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按照每天的惯例,手牵着正在弄堂口等他的5岁小外孙,笑咪咪地走进家门(那时孩子虽小,却总是要自己抱着外公沉重的公文包),并将一包医院为庆祝节日发放的水果放在桌上说:“明天是‘八一’建军节放假一天啦!”
      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前苏联生产的17寸黑白电视机前,欣赏着节日文艺晚会(这台电视机还是当时的校院领导特别照顾给爸爸购买的呢,那时家中有一台电视机在众人眼里可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大事,从此以后我们的家就成为亲朋好友们的家庭影院了)。晚上,祖孙二人并排坐着、全神贯注地看节目时的背影至今还沥沥在目,永远也无法忘怀。想不到的是,第二天,1969年8月1日早晨,我敬爱的爸爸竟然放下他热爱的事业和亲人们,永远地走了。

   (二)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是一位既严肃又慈祥的父亲。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儿女们的斥责和批评,也没有听到他当面对你的称赞和表扬,但是在他无声的行动中却表露出他的爱。例如:在家中,不论他有多忙,不管是在专心地看书、写作或在显微镜下看切片,只要你在学习上有问题向他求助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放下他手中的工作为你讲解,直到你懂为止。我每次生病躺在床上,他就静静地坐在床边陪伴着我。
      对我的母亲他是百般依服,平时生活中大小事情不用说,就连我母亲当时所梳的时尚盘头小辫子,每天早晨非我的爸爸来梳不可,无人可以代替,因为只有他编的小辫子才能顺利地盘到头上。他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也毫无怨言。
      祖父是一个穷教师,祖母早年去世,爸爸自十三、四岁起就独自一人在外求学,直到留学归来。所以他养成了勤劳、简朴的生活习惯,即使他参加工作、结婚成家以后,都始终保持着这一良好的习惯。在家中,自己能做的事他尽量自己去做,从不指使家人和保姆,穿旧了的衣服也不舍得丢弃,真的做到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的习惯是上班或外出时穿一套干净、挺刮的衣裤,回家立刻换上一套旧衣裤。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子也被他自己缝补过多次,还要拿到洗染店去染了再穿。他去世后我一直将它保留着,留给儿孙们做为一个真实无言的教材。可惜的是,在旧宅动迁忙乱中丢失了。
      对待病员,他总是以真诚相待,除了耐心地给病员讲解,还要告诉他们回去以后如何正确用药和处理。对病员们是有问必答,尽量不让病员再多跑一次冤枉路,多花医药费,一心只想如何更好地为病员解除痛苦。看病时,他从来不会去注意病员的身份,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贫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在那艰苦的年月,我亲眼目睹爸爸为一位贫困病员免费动手术,后来那位病员一定要将他手上戴的结婚戒指送给爸爸,被他婉言拒绝。他为农民们免费摘除白内障,为邻居老太治疗沙眼达数年之久,这些事例不胜枚举,一直深埋在我的心中,是我们晚辈们永远的学习榜样。
      在文革以前,长海医院的领导专门派了一部小型吉普车,每天早晨来接住在市区的几位教授去医院上班。第一站就是来接爸爸。当时的老式里弄,车是开不进去的,所以,爸爸总是提早等在弄堂口,免得司机到家中来叫,深怕麻烦司机,也耽误接其他人的时间。无论冬夏,天天如此,处处为别人着想。
      文革开始后,先是取消了接送的小吉普车,后来换了定点接送住在市区员工的大卡车。那时他已是七十三、四岁的老人,不管刮风下雨,仍然准时到接送点等候。不久,他们这些老教授,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后,连大卡车也取消了。就这样,他还是每天清晨四时,换乘好几部公交车去医院参加政治学习,每次都是全医院第一个到的人,连医院大门站岗的小战士,都很佩服地说:“林教授,您这么早就来啦!”。群众对爸爸还是很尊重,看见他会亲切地叫一声“林教授”,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我心痛爸爸每天往返的劳累,就给他准备了面条和煮面条用的蔬菜和作料,让他可以住在办公室(也是眼科病理室),一星期回家二次,这样直到他去世为止。

(三)

      当年,他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众多参选的医学生中最后筛选出的三位医学生之一。爸爸在美国学习期间,生活上的艰苦就不用说了,就连学习也比当地白人学生遇到更多的艰难和阻力。在医学院里的中国医学生本来就寥寥无几,实习时,白人病员对中国医生更是拒之门外,尤其在妇产科实习期间,白人孕妇拒绝中国男医生接生,为了必须完成在妇产科接生新生儿的数量,爸告诉我说:“我只好去棚户区里找那些请不起医生的黒人孕妇。在接生时,屋顶上的臭虫掉在我的头颈、领子和脸上,我也无法用手去抓,只好忍受着继续工作,直到工作完毕”。
      爸爸告诉我,在国外学习全要靠自己加倍地努力,白天课程学习和实习安排得都很紧,课程以外的学习只有靠晚上,深夜图书馆息灯后,才能抽出时间独自进入解剖室解剖尸体直到凌晨,这只是为了将解剖学得更精更透。爸爸在奥地利留学期间,曾有机会去参观一个展览馆,里面有一具解剖得非常完整的人体标本,它精细到连人体上的每一根神经都能看得清楚,真不知道是哪位对科学特别执着、精益求精的学者给后人留下这样宝贵的财富。

(四)

       爸爸之所以回国,是渴望将学到的知识造福于祖国人民。但在那动荡的年月,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民不聊生,虽然某些大医院请他去做医院领导,他都拒绝了,不愿在争名夺利的旋涡中求生存。他毅然离开,独自一人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生活线上奔波。
       爸爸热爱祖国,更热爱解放后的新中国。他说过,进入长海医院后是他一生最安定的日子。因为当时长海医院领导完成了他的心愿,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眼科病理研究室”,让他可以专心地研究“眼科病理”。同时,他在眼科医师中挑选愿献身眼科病理学的接班人,最终,当时眼科的青年医师,即现在已退休的何淑方教授成为他的助手和接班人。爸爸最欣慰的是,在多方面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他的《眼科病理学》一书的问世。

       [编者按] 林文秉(1893.11-1969.8),浙江宁波人,我国著名眼科病理学家,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研室原主任、教授,专业技术1级。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1965年7月入伍。1926年至1935年间先后发现和描述黑热病、斑疹伤寒、伤寒、痢疾等全身性疾病引起的眼部变化。1950年提出新的沙眼分期,即炎性润期和伤疤期,揭示沙眼病理的本质,提出中国人内眼手术切口正确位置和判定标准,提高了手术成功率。1952年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眼科病理实验室。主编《眼科病理解剖学》等专著。此文为林文秉教授之女林云亮女士为纪念父亲所做。

上图:林文秉教授

上图:林文秉教授与家人

上图:林文秉教授在哈佛医学院留学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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